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治水传统的国家，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儿女与洪水不断作斗争的历史长达四千多年。面对洪水，我们有哪些独特的治理方式？在治水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怎样的民族精神？本报就此对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

洪水来袭，不同民族的人们有不同应对方式

记者：历史上，人类与洪水的斗争始于何时？

王学斌：溯源人类与洪水斗争的历史，我们不妨从上古时期各民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中找寻线索。

原始社会，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于风雨、雷电、洪水等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用自身对生活的认知将不了解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从而产生神话。可以说，神话是人类文明早期的一种非常具体、鲜活、朴实的记忆。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神话，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的神话类型之一，包括中国、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在内，世界上已有近两百个国家和民族用神话形式记载过历史上洪水泛滥的情景。

例如在中国，《史记·夏本纪》中有：“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是说大洪水把整个大地淹没了，到处是滔天的白浪，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实在是愁煞了百姓。古希腊神话中则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只觉得黑色的暴雨敲打着整个世界，黑色的狂风席卷着整个宇宙，黑色的巨浪吞噬着世间的一切。古巴比伦苏美尔人所作的《史诗》，据传是根据大洪水的幸存者口述而成，其中写道：大洪灾肆虐了一百五十多天，眼看那里的生灵就要灭绝了，这时从天上飞来一座大山，幸存的人们上了山，成为了新一代苏美尔人。

研究发现，这些神话中绝大部分洪水暴发时间都基本契合，处于一个区间内。配合现有考古发现及地球气候变迁史的相关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同民族“不约而同”记载下的神话故事，应该是有某些史实为依据的。在上古时期，就存在世界性的大洪水。

记者：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所流传的洪水神话主要有哪些差异？是否带有其独特的文明印记？

王学斌：对照之下很容易发现，中国上古洪水神话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面对洪水，不同民族人们的应对方式是存在差异的。

洪水来袭，西方神话中人们的主要应对方式是寻找或建造避水工具逃生。逃生的方式以诺亚方舟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乘葫芦、大龟、竹筏或爬上山而逃生的细节差异。

中国的洪水神话中，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方案，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治”。其中最家喻户晓的要数大禹治水，是说大禹继承父亲鲧的事业，用了十三年平定水患，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比大禹治水更早的是女娲补天。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

中外神话中关于洪水的不同叙述，说明这是根植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历史记忆。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对早期人类社会乃至价值观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在不同地区才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

这种独特性与差异性非常可贵，恰恰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百花齐放、多元并进的。我们不应赋予其对抗意义，它们都是人类面对巨大自然灾害的一种应对方式。灾难来临时，只要能挺过来、延续下去的文明，都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面对灿烂的人类文明，我们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差异；在发现各自独特性的同时，也应当增强彼此在一些文明共识上的包容和理解。

历史上的治水实践加速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记者：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始终贯穿着治水抗洪的斗争。您如何理解我们历史上的治水活动和实践？

王学斌：历史上的治水实践不仅塑造了英雄，铸造了民族精神，还加速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农耕文明高度依赖灌溉。大禹治水，疏通了九州河川，筑起了九州大泽的堤坝：“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物质也丰厚起来，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治理洪水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许多人共同团结协作，这不仅需要共同的信念，更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协调。由于治理洪水的需要，在安排氏族成员进行分工合作的时候，逐步产生了凌驾于一般氏族部落的权力机构。禹在治理洪水过程中，逐步成为氏族的核心人物，最终被推选为首领。可以说，大禹治水无论从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对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几千年来，通过治理江河，人们逐渐在平原地区居住，进而开拓疆土、繁衍人口、发展经济，推进社会进步。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建设使水旱灾害区变为沃野千里的粮食供应基地和基本经济区。“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深刻阐明了治水、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进而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

此外，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运兴衰成为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中国一大批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河航运发展起来的，乃至出现了“依水建城，以水兴城”的现象。运河沿岸原有的城市如扬州、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更加繁荣，天津、徐州、济宁等城市亦因河而兴，这些城市通过运河将城市文明辐射到四面八方。

近代以来，旧中国国力衰败、政府腐败无能，治河无力，长江、黄河、淮河堤防多次决口，水患频频，民不聊生。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修塘筑坝、兴修水利。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建设被列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党中央先后提出许多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后，荆江分洪工程、三门峡、龙羊峡、引滦入津、葛洲坝、引黄济青、小浪底、长江三峡、南水北调，一大批重点水利工程陆续建设投入运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中华民族在和洪水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民族精神，对当今有何启发？

王学斌：长期以来，先民在与洪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锤炼铸就了独特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以民为本、无私奉献。神话中天帝派鲧、禹治水，还民安乐，就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墨子·兼爱》指出，禹治水土“（西）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以利冀州之民”“（南）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当舜问到禹的治水经验时，他回答得极为简洁：“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告诉舜帝，自从接任司空之职以来，什么别的都没想，只是每天孜孜不倦地把治水工作做好。以民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治水者在治水为民的过程中孕育了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博大情怀。

二是自强不息、敢于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敬畏大自然，同时也坚信人定胜天。战国时期，李冰修建的都江堰工程，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在他的治水计划中，开凿玉垒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然而，由于玉垒山体极其坚硬，开凿过程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却依旧进度缓慢，这使人们开始质疑开山工程的现实性。但李冰并没有放弃，他日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并坚信只要能够突破现实困境，工程终将取得成功。《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崖峻险阻，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就是指李冰在没有火药的情况下，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花费数年时间在玉垒山凿出了一条豁口，这就是都江堰非常有名的“宝瓶口”。可以说，从不屈服、不畏艰险、奋起抗争……正是中国人身上这样的崇高人格力量和坚强生命意志，让包括洪水在内的各种灾害最终得以平息。

三是尊重自然、天人合一。古人的治水理念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对自然的尊重始终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例如苏轼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苏堤，他认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单纯地靠修堤防水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治水，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而应该着眼于长远，着眼于生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古人的一份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要尊重自然，一方面不要破坏和过度开发，一方面要善于理解、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

四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古人在治水过程中，总是能团结起众人的力量。例如大禹，他身边不仅有伯益、后稷等贤人相助，且每到一个地方，都亲自去各个部落发动民众参与治水。治水时，所有人包括禹皆食粗粮，穿短打布衣，住茅草屋。又如，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向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决口二十多年的黄河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堵口之役。从《史记·河渠书》中记录来看，汉武帝亲自参与、指挥了堵口行动，数十万治河的将士与民夫，不论身份高低官职大小，都扛着柴草往决口处填塞，万众呼唱，团结一心，场面蔚为壮观。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国与家、社会与个人密不可分，漫长岁月中，无数次天灾战祸、兴衰危亡，早已塑造了我们同风共雨、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情感，塑造了我们强调集体利益、强调个体责任的价值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干部群众的舍生忘死、顽强奋斗中，我们同样一次次战胜了肆虐的洪水、赢得了抗洪抢险的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一次又一次与水旱灾害的斗争中，在一个又一个宏伟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中，我们积淀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今天，无论是再次面对严峻汛情的考验，或是前路上的任何风险挑战，这些精神力量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消除水患、保民平安，战胜困难、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