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两汉之交崔篆所著的《御史箴》已佚，仅存“简上霜凝，笔端风起”这两句。不过管中窥豹，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崔篆对“箴”这一文体的重视，以及对御史这一官职的尊崇。

　　箴文，作为一种以劝诫为主要功能的特定文体，夏、商已经出现。有的是君王的自诫，比如传为大禹所作的《夏箴》，也有的是大臣向君王的劝箴，如虞人为劝君王戒田猎而作的《虞箴》。箴文之兴，周朝甚至出现专为君王收集献箴的官职“少师”，“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御史，职司监察，在秦汉时代，其负责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地位举足轻重。向君王献箴，无论御史本人或者以御史的名义，都不应缺席。不过，揆诸史料，西汉之前未见《御史箴》，西汉扬雄以地方官员和朝廷官员名义而作的《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现存官箴篇目中也无一涉及御史，亡佚篇目更是无从查询。

　　补此遗憾的是崔篆。崔氏一门以文学著称，当时有“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之誉，撰写箴文，史有记载的，除了崔篆的《御史箴》，还有其后代崔骃《大理箴》、崔瑗《叙箴》《司隶校尉箴》等十篇箴文、崔琦《外戚箴》、崔寔《谏议大夫箴》等。尽管崔篆《御史箴》成于何时难以确定，具体内容难以探知，但揆诸目前史料，它的的确确是现存最早的《御史箴》。

　　崔篆《御史箴》仅留“简上霜凝，笔端风起”两句。崔篆所处的时代，奏章仍写在竹简上，御史持简上朝，要把问题说到点上，穴位刺到痛处，一针见血，绝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也不能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更不能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笔端风起是指御史奋笔疾书的状态，问题急迫，心中急虑，下笔急速，反映到奏章上，风雷迅猛，势不可当。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既写出了御史这一职位的特点，也写出了御史这一官员的特征，御史既要能精准发现问题，也要能勇于担当善于担当。

　　历经变迁，流传至今，这八个字不仅成为崔篆《御史箴》的指代，更成为御史的象征。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将此八字作为奏章的标准，在提出奏章旨在“明宪清国”后，罗列周、秦、汉奏章特点，强调御史“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唐徐坚等在《初学记·职官部下》以此八字诠释御史大夫的品质，柳宗元写给曾经同为监察御史友人的诗句“执简宁循枉，持书每去邪”中，也化用此意。

　　文字的背后是人。崔篆虽未担任过御史，却有着如御史一样的情怀和担当。其时王莽篡位，社会动荡，朝野不宁，崔篆担任郡守，看到县里刑罚残酷，吏缘为奸，冤狱横行，监牢人满，决定为受诬者平反，释放两千多人。其僚属不敢承担相关责任，十分害怕，叩求他收回成命，劝他说：“君诚仁者，然今独君为君子，将有悔乎！”崔篆回答说：“吾无悔，若杀吾而赎二千人，何悔之有。”崔篆敢作敢当，虽多次被举荐，多次被委以重任，但他不愿同流合污，主动请辞，“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最终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有《周易林》《慰志赋》等。

　　《御史箴》并非向壁虚造。崔篆祖父崔朝曾担任过侍御史，父亲崔舒历任四郡太守，均有贤能之名。不过，王莽执政后，崔氏政声不佳，一方面是王莽极尽拉拢之能事，许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崔篆兄长崔发等主动攀附，如建议王莽修建九庙，靡费巨资，徒死者以万数，崔发后来任大司空，一时权势滔天。崔篆撰写《御史箴》，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或多或少有规劝兄长的良苦用心，希望崔发立定脚跟，洁身自好，以历史上的御史大夫观照自己，不愧对汉朝，不愧对良心，不愧对百姓。遗憾的是，崔发缺乏弟弟的担当和情怀，他奉迎王莽唯恐不及，后来果然也和王莽一样死于非命。

　　历史是公平的。趋承附随的，蹿跳一时，势不能长久，正直担当的，往往能经受住历史考验。大浪淘沙，沉者为金。崔篆留下的《御史箴》，尽管只剩“简上霜凝，笔端风起”，却言简意深，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