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县葵阳乡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婶急匆匆地来到当地土改工作队的驻地，迫切地想让干部帮她询问一下丈夫的下落。大婶说，她的丈夫名叫庞大恩，早年离家参加革命，曾在上海往家里寄过一封信之后，就再无音讯。此时，大婶还不知道，她的丈夫早在1937年就已经牺牲在了西路军西征路上，而她当宝贝一样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件，也成了她收到丈夫的最后一封家书。

　　“亲爱的大慈弟”，在信的开头，庞大恩对弟弟这样亲切地说道，“自从去年不通信息至今，我无日不在想念你们”，“一切都万分安妥，请你告知全家安心”。家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庞大恩已化名吴永康，正担任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海报》的编辑，肩负着组织安排的重大任务，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

　　他在信中继续写道：“我不是愿意离开家庭不要，更不是一个人在外享福不管家中的事。我读书几十年，我要做一点值得做的事，不愿将学问放荒。所以，我在外做的是正经事，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请你们不要为我多挂念！”国难当头，这位有情有义的青年，狠心离开了家，转身投入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当中，去做他认为“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

　　1926年，当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刚刚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庞大恩意识到拯救中国还是在于革命，便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此时的庞大恩，已经在中共旅日支部负责人何恐、何兆芳的介绍下光荣入党。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终将成功，广大人民终将翻身做主。

　　回国后，庞大恩曾回家乡兴业县短暂停留省亲。其间，庞大恩的父亲想让他和当地乡绅富人见面联络感情，他义正词严地拒绝说：“我决不能同那些人同坐一条板凳！”无论父亲如何劝说，庞大恩始终无动于衷。相反，庞大恩每天晚上都到贫苦农民聚集的卢氏祠堂座谈。他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乡绅地主，指出“宾兴馆”的老爷们终日花天酒地，滥用公款，大吃大喝，欺压贫苦百姓。他愤声疾呼希望农民们团结起来，打倒横行乡里的贪官污吏。同时，他还积极到学校进行宣传，将自己带回家乡的进步刊物《新青年》赠送给当地青年学生们，在他们当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在家乡短暂停留后，庞大恩即接到党组织的安排，前往上海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多年之后，家人才知道在寄回这最后一封家书的当年，庞大恩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后来他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并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期间经手银元无数，但他却不曾为己谋私利，更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分钱。

　　1937年3月，庞大恩所在的红军西路军一部在甘肃张掖与马步芳匪部展开鏖战，庞大恩被逼至悬崖边。为了不做敌人的俘虏，他将原本要对准敌人的枪口对准了自己，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我欲斩长鲸以红大海，我欲埋奸臣以吐民恨！”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发出的气吞山河的呐喊，庞大恩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去做了那最放得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