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翻看家中的老照片时，就自然想起了天堂里的父亲，他叫朱兆庚，是倍受尊敬的村长兼学校教员。因病离别人世已近40个年头了。

父亲出身贫寒，家境清苦，从小就失去父爱（我爹爹因突患脑溢血暴亡），全家老小的生计早早地压在了稚嫩的肩上，他无奈地放弃了学业，单身匹马到外乡闯荡，找了一户有钱人家打扎谋生。多年的颠沛生活，尝遍了旧社会的人间辛酸，但也磨炼了不畏艰辛，坚毅果敢的意志品质，在尔后出任农村基层干部兼职教育工作的岁月里发挥了勇于担当，一心为民无怨无悔的重要作用。

我家住在204国道附近，敌我双方经常为争夺交通线而展开拉锯战，一旦敌人来袭，公路两侧的村民深受其害。1938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一队日本鬼子荷枪实弹下乡扫荡，正从不远处的董家园向我们村窜来，父亲临危不惧，一把拽住邻居汤宏福一溜烟地冲上通向村里的唯一桥梁，两人合力将木桥中间的长榻子扔下了河面，随即被流水冲走。鬼子们眼见无法过河进村，架起机枪对着西岸就是一通乱扫，幸亏村民们已经转移，生命财产未受大的损失。

1947年春，我们家乡正在进行土改，一日晚上，区、乡干部22人在我家开会，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引得驻扎在附近的一个排的伪军连夜突袭而来。在村口警戒的父亲听到狂吠的狗叫声后，不顾个人安危，立马迎上前去，与敌人胡扯周旋，赢得了我方干部转移的时间。当敌人扑向我家时，已是人去屋空。伪队长气急败坏，一脚踹倒了我父亲，还对我家东房连开三枪，打穿了我奶奶的左腿，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区政府表彰父亲是智能双全、敢做敢为的好村长。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除带头捐出家中的衣物粮食外，还发动村民先后捐出稻麦2.6万斤，棉花32担，衣被406条，银圆522块，铜板1740枚。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农村教育更是空白，贫苦农民世世代代目不识丁。父亲敏锐地意识到乡村办学、普及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于是他当机立断，凭借早年读过几年私塾的底气，外出闯荡谋生的经历以及长期跟党革命，在实践中学到的知识积累，在上级的鼓励支持下办起了学校。教室是我家腾出的房子，桌凳学生自带，教材请上级提供，只要来求学，不问交得起交不起学费，一律来者不拒。父亲在教学过程中，既教书传授知识，又育人培英植秀，努力践行德为本，才当先，因人施教，知人善用的理念。遵循“要教育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首先要做什么样的人”的准则。引导学生们品学兼修，培养出了一批批人才，有走向县乡级领导岗位的，有部队军官、专业技术骨干、业务操作能手的，还有在上海、无锡等地创业发家的大老板、大企业家。他们当初都是学费都交不全或交不起的贫苦子弟，是父亲大慈大爱，宽厚大度。坚持过苦日子，不计较微薄学费收入，给了穷苦子弟求学的机会。群众感激说：朱先生硬是“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后来父亲在县里参加师资等训练学习时，受到了黄亚成县长的接待和勉励。被教育部门评价为热心办学，辛勤耕耘的百姓良师。每逢中秋、春节以及父亲生日，他那满天下的桃李们都专程来我家看望父亲、感恩父亲。

父亲生性善良宽厚、乐善好施、热心助人。他常教育我们，“待人好就是待己好”。一旦哪里有纠纷，他就赶往哪里调处，谁家摊上了难事，他就带头出手相助。村民汤国达、汤国仁䀝邻而居，合用一道山墙，可为了“滴水檐”（雨水从哪家下流）的小事，却常常争吵不休。一日天又下雨，两家又为此打了起来，还用上了钉钯、钗子等铁具。父亲闻讯后，担心要出人命，立马丢下饭碗，冒雨赶了过去调停制止，避免了两败俱伤的惨剧发生。人称“苦桃子”的张步生正值中年，患了肓肠炎，无钱医治，在痛苦的折磨中，人一天天消瘦下去。父亲听说后，拿出了家中准备修屋的钱，送他去东台动了手术。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群众缺食少粮，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家也不例外，加上母亲大病未愈，弟弟腿部刚开过刀，身体急需调养，可父亲顾不得自家困难，竟将全家老小从口中抠下的近百斤粮食分给了无粮下肚，仅靠糠菜果腹的汤寿山、徐永祥等三位烈属老人。父亲的善举，感动了乡邻，大家伸出了援手，共同帮助村里的特困户渡过了难关。

父亲擅长书法，写得一手人见人夸的毛笔正楷，在大丰、兴化交界的草堰、白驹、戴窑等城镇和周边几个乡村是出了名的书法“朱先生”。大凡全村人的婚姻八字、亡人讣告，买卖契约，来往书信等等都是父亲无偿代劳。特别是每年腊月廿四（小年）以后，父亲就天天忙碌不停。全村家家户户（还有部分邻村的）骆驿不绝地把整张红纸送往我家，请父亲代写春联（那时街上没有现成的卖，全靠手写）什么主屋正堂的，厨房灶神的，东西厢房的，大门堂门的，货船渔船的，加工作坊的，猪圈鸡舍的等等，都要贴上大红吉利的新春联，辞旧迎新，祈求安康。对于每位登门求写的来人，父亲总是笑脸相迎，烟茶招待。能当场写好的就让来人随手带走（免得人家再跑），来不及写的就先丢在我家，由父亲依次书写。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父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起早带晚，从天亮一直写到天黑，饭都顾不上吃。对于父亲赔工赔本（笔、墨、工夫）、操劳操心的付出，大家感激不己，铭记在心。

1985年11月18日下午，父亲协助村委会走访村民，征求完善土地承包的意见，谁没想当夜突发心梗离世。次日大早我从县政府机关匆匆赶回时，全村老少都已聚集我家，哭成一片。很多人长跪不起，迟迟不肯起身离去。怎么也不相信他们心中的偶像“好长辈、好干部、好尊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永别了。

时至今日，我总觉得父亲并未远离，好像一直在我身边，时刻叮咛后辈牢记传统，不忘初心，永远当好为民服务的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