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出现的“要么是好干部，要么是阶下囚”,令人扼腕叹息。一些被处分的干部也感慨：“如果组织能早点提醒我，或许能让我‘悬崖勒马’，不坠深渊。”　　

　　有一次，我对市里某局长进行谈话，他认为我和他过不去，一直强调若再谈就去找市委主要领导“要说法”，事后还真向领导“告状”我给他“穿小鞋”，在领导面前“拍胸脯”作保证。领导没有偏听偏信，听完他的陈述，就当面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按照规定核查问题线索，有问题就查处，绝不姑息，问题线索审查不属实就及时澄清，绝不冤枉。”　　

　　我们及时对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发现了隐藏在小问题下的大问题。该局长存在违规收受礼金、受贿等问题，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想当初我们发现他的问题后，及时采用了函询、谈话等方式教育挽救，但他却抱侥幸心理对组织不老实，想向领导寻求“庇护”逃避追究，终究成为“四种形态”当中的极少数之一。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比自己职位高的领导，若“心虚”谈不好，不仅达不到提醒爱护的效果，反而会给以后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带来困难。于是，每次谈话函询，我都要求自己和同事做足“功课”，谈之前必须掌握相关政策、谈话对象特点等，让谈话有的放矢，不走过场。　　

　　“我一定引以为戒，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事项，存在问题马上改正……”市农业局一副调研员在谈话时，当场就承认了错误，第二天注销了其配偶注册的家庭农场。　　

　　“作为分管领导，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是‘必答题’。管不好，自己就失职了。”一名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因分管领域一名工作人员违纪，谈话后向我们诚恳说道。　　

　　一次次成功的谈话函询，让主责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在“红红脸、出出汗”中得到凸显和强化。可会不会有人以“常态”和“大多数”为借口，处理问题干部时打折扣、搞变通，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谈了之、一函了之”？在工作中，我们反复琢磨。谈话函询要取得实效、发挥作用，就必须要解决好对谁谈、谈什么、怎么谈、谈后怎么办的问题。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出台了《关于规范谈话函询办理工作的暂行规定》，对谈话函询的流程进行了细化和规范，确保谈话函询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　　

　　此前，市纪委收到一封反映某局长收受回扣、购买奢侈品的举报信，因线索笼统模糊，我们拟按规定采取谈话函询的方式处置。我们先针对问题线索和该局长的特点拟制谈话方案，后与其谈话。“虽然举报的内容不属实，但给我敲了警钟，以后一定严格自律，勤俭节约。”该局长在15个工作日内写出情况说明，并在班子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以及述廉述责报告会上作了专门说明。　　

　　2016年，我们共谈话函询34名市管干部，经了解核实反映失实的有24件24人，主动认识并改正错误的有10件10人。　　

　　通过一年的努力，党员领导干部心里顾虑的“门”打开了，从最初的不想谈、不愿谈、不敢谈向主动谈、敞开谈、深入谈转变，全市接受谈话函询的人数多了，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和立案审查的人数少了。践行好“四种形态”，特别是用好第一种形态，对存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干部及时谈话函询，让党员领导干部心有敬畏、行有所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最大的爱护。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云南省曲靖市纪委田华兵）